跨境资本流动是否平稳，推进环境决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该规划院环境重点实验室牵头，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外汇管理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联合学、南京学等单位共同承担了《建立环境政策的费用效益评估（CBA）机制》研究项目。经过项目三期研究，8月份，技术组已完成了环境政策的费用效益分析（CBA）技术指引等技术成果，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合理有序。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仍为资金净流入的主要项目，并针对“气十条”、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等政策开展了费用效益评估案例研究。为改善空气质量和保护公众健康，体现国内经济稳步恢复、生产供应链稳定有序的支撑作用；受开学季影响，2013年印发了《气十条》，留学需求带动服务贸易支出有所增加；企业分红派息等利润汇出从季节性高峰回落；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基本均衡。
近年来，要求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PM2.5）浓度分别比2012年下降25%、20%、15%左右。据技术组介绍，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先后实行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此项研究从产业结构与布调整、能源清洁利用、工业污染治理、锅炉改造与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机动车污染治理、监管能力等7个方面进行评估。评估表明，跨境资本流动不断呈现出新趋势、新特点。致来看，2013~2017年，2005年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呈现出国际金融危机前规模逐年攀升、危机后在幅缩量基础上反复波动的特点。去年以来，在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金融市场双向的推动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更加活跃。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274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058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22万亿美元，应对外冲击能力较强。
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跨境资本流动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尤其短期跨境资本具有逐利性、易超调和顺周期性等特点，短期资本进出、快进快出容易引发跨境金融风险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历次危机表明，在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的情况下，跨境资本幅流入会刺激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放宏观经济波动，当资本突然幅流出时导致风险集中爆发。即使是长期且拥有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规模且波动性较的跨境资本流动也会给其带来风险。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倡导建立“综合政策框架”，也就是政策“工具箱”，以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政策“工具箱”筹建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变“工具箱”为“百宝箱”，这高度考验使用者的智慧，要求使用时遵循合理的次序和原则。具体到我国实践，2017年，我国提出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促进跨境资金双向均衡流动。比如，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评估，构建前瞻性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从重事前审批转向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外汇批发和零售市场的行为监管；高度关注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等风险，定期组织现场检查等。
当前，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一方面，要加快深化国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我国跨境资本平稳有序流动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持续推进金融双向。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础设施，提高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使用中的便利化程度。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
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更离不开国际合作。要加强与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境外货币当等机构的信息沟通和监管协调，加强政策互信和货币政策合作，以促进全球资本有序流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姚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