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葭管
金融史的陈述，并成功站稳了万亿规模。同时在存款增长、不良处置、拨备水平方面也均获得了提升，可以折射出现实经济的发展应采取什么方针，资产负债结构不断优化，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当现实经济生活、现实金融领域矛盾问题较多处于困境时，取得如此“成绩”属实不易。持续站稳万亿规模上半年，人们更容易想到历史上中外金融领域有过哪些好的做法、经验可以借鉴，盛京银行发展效能持续优化，有哪些金融智慧值得深入挖掘使之重放光彩，发展根基有效夯实。报告显示，有哪些惨痛教训必须认真吸取，上半年该行存款、贷款总额稳步增长，有哪些措施能维护金融安全以防患于未然。这概就是“以史为鉴”、“以往鉴来”乃至“以往开来”的精神的具体运用罢。
金融在世界上的产生、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漫长过程。在货币的发展方面，经营规模持续稳固，绚烂的货币文化发展之早，截至6月30日，曾誉满全球，该行资产总额达10165.03亿元，许多钱币还在邻国如越南、朝鲜等地流通。到了盛唐时期货币流通和信用可以说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纸币和信用工具方面，持续站稳万亿规模。这其中，宋朝真宗时期四川成都16户富商发行称为“交子”的纸币，从1011年至1076年的65年间行使了22界（3年为一界），为时不能说不早，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批纸币，虽然未能演变成现代纸币（银行兑换券或纸币）。作为汇票的“飞钱”产生于8、9世纪，也未能最终形成市场经济需要的可流通的票据。但从全过程来看，已有其金融智慧的萌芽。
从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是一个巨变，在这个变化尤其具有复杂性，因为这个变化是在外国势力压迫下进行的。但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金融交易实是商品货物交易的自然延伸，就在上海1843年开埠不久，商业、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上海，1856年就有性质与“特别提款权”相同的“九八规元”的产生。
“九八规元”，影响广泛
上海开埠后，外国银行和外国商行逐渐进入上海，当时市上货物交易用西班牙银元即本洋为媒介，后来本洋来源渐少，拟用墨西哥鹰洋代替未成，上海商界社会于1856年决定采用“九八规元”这种虚银两，用作记账单位，授受使用的还是实银两即二七宝银和银元。以后上海一切商品交易，都要按银元银两折合兑换，从而产生了以“九八规元”来计算的“洋厘”。洋厘和银拆（银两的利率）在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成为上海钱庄手中运用的金融工具，每天的行市也均在钱庄业组织的钱业市场进行。这种以“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实际使用的是银两和银元，正如1969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采用的“特别提款权（SDR）”为记账单位，而实际使用的是美元、英镑、马克，只是前者比后者的产生年份早了整整年。
银行业联合准备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商会议决，所有行业停市三天，三天过后，到了2月1日商会又议决，停市无限期展延。上海银行界有识之士认为，停市越久，开业时越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决定在有“联合准备”的条件下，各银行于2月4日复业。这个联合准备办法就是26家银行组成“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收存各银行缴存的财产。各银行缴存财产后，可按财产的市价七折作为担保，发行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三种信用工具，其中公单占40%，公库证占20%，抵押证占40%。规定的用途是：公单可用于向同业十足拆款，也可以代替现金流通；公库证可充发行准备或向发行银行作领用钞券的准备；抵押证得为同业借款的抵押品，亦可充作发行准备。有了这三种信用工具，联准会就可以利用这些增加了的流通筹码，办理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灵活同业间的资金融通，实现分资产证券化。随后，钱庄亦体上照此办法，天津、杭州等地银行亦均仿效这一办法类似组织。2月4日上海银行业首先复业，带动全市其他行业全复业。实践证明，上海银行业这一办法，设想周密，适合国情，切实可行，故复业后取得银行对外应付裕如、金融全稳定的良好效果。后来公单可开远期，并可贴现，这种公单印刷精良，交付便利，联准会又是公单的最后付款人，银行界和商界都乐于使用，成为上海银行界创新信用工具的成功尝试。上海银行业建立联合准备这一做法，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组织起来的，这一制度的实施，明显地起了集中准备、调剂盈虚、实现同业互助、应付紧急状态、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是金融史上值得书特书的成功之举。
这一联合准备的核心内容，即是把各行的死资产变成活现金，用发行公单等办法来解决头寸紧缺问题，实质即是资产证券化的早期实践。当今美国金融危机，搞资产证券化是贪婪投机，扩总需求的重要手法，只不过美国搞的结果是造成危机的爆发，而比美国人早半个世纪，试行“资产证券化”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高明措施，防范了风险的发生，取得了金融安全的良好效果。
“不高估汇价”，币制获成功
银行发行的“法币”
1935年币制是在绝对困难复杂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坚持“不高估汇价”的原则而获得成功的。1934年由于白银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商店、银行、钱庄批倒闭，经济危机严重，市场势紧迫。当时有人主张从平衡贸易入手，有人主张首先要改善经济结构的职能，有人认为扩充信用是解决之道，也有人不认为已经造成通货紧缩因而主张仍可维持兑现，只需把银本位制进一步健全，包括减低银的成色等。财政当采纳外国专家提出的建议和上海银行家提出的中肯意见，决定放弃银本位，切断白银与国外的联系，实行管理通货和有控制的纸币制度。新的币制是汇兑本位制，新币的对外价值“不能处于较高水平”。银行、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成为完全法偿的货币。白银完全收归国有，由银行掌管，在国外出售后充作法币的外汇储备。为稳定新币，由银行、银行、交通银行三家无限制买卖外汇。这里的核心是对外汇价“不能处于较高水平”，也就是币制后银行的牌价是每一元法币合英镑一先令两便士半，这是以五年来对英镑的平均汇率为基础计算出来的。但实际上照世界市场的银价计算，每一元应值一先令十便士半，现在定为一先令两便士半，相差八便士，也就是每一元钱的实值压低成六角五分。正由于主动的、具备一定条件的货币贬值，前那种通货紧缩、物价不正常下跌的现象就告消失，物价开始回升，城市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生产有了积极性。实施法币政策，也有利于抗战初期支持抗战军费支出的需要。
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银行出售黄金，实施黄金非货币化以来，多国采取的浮动汇率制，本质上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只不过当时尽管受英、美等国的压迫与牵制，但采取“不高估汇价”的原则，对症下药，取得了币制的成功，未始不是一些银行家发挥了金融智慧的结果。
淞沪抗战，颁布《非常时期金融安定办法》
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
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财政应上海银钱业的要求，下令停业两天，于15日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全文七条，主要内容是：（1）自8月16日起，银行钱庄各种活期存款，如需向原存银行钱庄支取者，每户只能照其存款余额，每星期提取5%，但每户每星期至多以提取法币150元为限；（2）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得通融提取，到期后，如不欲转定期者，须转作活期存款，但以原银行钱庄为限，并照第一条之规定办理；（3）定期存款未到期前，如存户商经银行钱庄同意，承做押款者每户至多以1000元为限，其在2000元以内的存款，得以对折作押；（4）工厂、公司、商店及机关之存款，如发付工资或军事有关须用法币者得另行商办；（5）同业或客户汇款，一律以法币支付之，凡以法币交付银行钱庄开立新户者，得随时照数支取法币，不加限制。这一办法的直接目的是维护银行钱庄不致因客户无限制提存而无法应付，造成搁浅或倒闭。那时全国银行的存款总额已逾45亿元，上海一地约为20亿元，如让存户全提取现钞，即使全国14亿元货币发行全抵用，也应付不了上海一个地区。为安定战时金融，限制提存是必要的。
这一办法的间接目的则是防止存户将其存款提取后，转存到在华外商银行，或者直接用来购买外汇。由于措施果断，办法一公布，惶惶然的人心也就安定下来；再由于当时处于危急关头，家的抗日情绪高涨，同仇敌忾，都有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愿望，也就容易接受这一限制提存办法。
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和30年代初，上海成为金融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形成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出色的银行家，他们相当高的金融知识水平和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不仅改善了本单位的经营管理，增加了盈利和积累，而且推动和保持了整个金融业的发展。他们的经营策略和果断决策，都还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字公权），主管行务之外，还经常为《时事新报》写社论，他在货币和资金问题的认识上有一句名言：全的银元有十五六亿元，但作为资金者不过五六亿元，这一理论性判断对于正确认识流通中的货币和把握宏观形势无疑有巨意义。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李铭（字馥荪）常说：赚人的钱犹如赚自己家里人的钱，只有赚外国人的钱，才算有本领，才是有意义。他主持的这家银行在与外资企业、外汇业务经营上确实赚了不少的钱，先是与德国和日本人打交道，后来与美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家建立了密切关系，连上海电力公司日常收入的量现金，也从原存汇丰银行改存到他的浙江实业银行了。在通货膨胀时期家都把积累外汇作为生命钱，这家只有三家分行的银行在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外汇资金比那个有几十家分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要多。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字达鍂）在考察欧洲和其他的银行业的现状与趋势回国后即强调只有规模、资力雄厚的银行才有前途，小银行难免有亏损倒闭的风险，后来“盐业”、“金城”、“中南”、“”四家银行实行分联营，四行联营事务所，他就是这个营业所的办事员（即理事长）。金城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周作民，一心向往像日本的三菱、三井洋行一样，银行投资和放款给工矿企业，从上海到天津的津浦铁路线上沿途都可看到这家银行投资和放款企业烟囱在冒烟，他在国民将要实行币制的前夕给蒋介石写信、提建议，要求私营商业银行能与银行一起发行纸币。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在1935年币制前拟订的币改方案，其精神和原则与后来实施的方案内容基本相似。至于从开办时资本额最小到最后成为最私人资本银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陈光甫，以强调服务社会，不断创新业务闻名中外，但他对银行的稳定运行十分重视，他认为“金业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固是投机的集团，即如本埠地产何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呢？”这些银行家的一些看法，实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切结合国情和现状的科学论断。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而忽略他们这些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论，我们说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他们的这些不俗言论，正是我们尊重历史、借鉴历史时所值得吸取的。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标签：
